行书小史

  行书萌生于东汉的中后期,与楷书的萌生几乎同时,或略早于楷书。它们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和楷书一样,行书也是在潦草的隶书中分化出来的,它与隶书草体的区别是:点画上逐渐退去了隶书波挑的用笔,点画上下勾连,变横向的笔势为纵向,字形横向收缩,这是隶书向行书过渡的标志。点画间回环往复,字势上下连绵。

  汉代末年,这种带有行书味道的字体就已经在民间逐渐流行起来了,这一时期可以看作是行书的滥觞期。从魏晋时期出土的简牍文书来看,行书到这一时期无论从点画结体还是精神风貌都与原先的书风有了明显的不同,作为新生的行书字体已经走向成熟。但从艺术性的角度来看,点画和结体的形式相对还比较简单,不够精到。20世纪在古楼兰遗址发现了大批的魏晋简纸文书,其中行书作品占了大多数。从有纪年的字迹上来看,行书到了晋代已经相当成熟。从王羲之的行书来看,他早期作品还比较古朴,笔势连贯不多,《姨母帖》就属于此类;晚期的行书风格就大不一样了,从《兰亭序》可以看出,那时的行书已经变得非常成熟了,流美妍丽。由此可见,从西晋到东晋,短短的几十年内,行书迅速成熟起来了。

王羲之《姨母帖》

  在行书发展史上,也有一个开创式的人物,他就是东汉桓、灵时期的刘徳升。唐人张怀瓘在《书断》中说,刘徳升的字是“正书之小伪,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又说:“虽以草创,亦甚妍美,风流婉约,独步当时。”刘徳升可以说是行书起步阶段的代表书家,遗憾的是他并未留下只字片语,他的字究竟面貌如何,我们无缘见到。但他有两个学生,一个叫钟繇,一个叫胡昭。西晋卫恒的《四体书势》记载:“魏初有钟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徳升,而钟氏小异,然亦各有巧,今大行于世云。”可以想见,行书最初产生于民间的日常应用, 东汉末年的刘徳升为代表书家,而后他的学生钟繇和胡昭加以整饬完善,最终形成了被世人认可的风格,因而“大行于世”。胡昭的字我们也见不到了,而钟繇的书作我们如今还能见到刻本,其中《戎路帖》就有很明显的行书味道,即所谓的“行狎书”。钟繇以后,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笔下的行书更加流美生动,已经完全脱离了隶书意味, 这表明行书已经成熟了。“二王”以后各个时代的行书尽管都有不同的风格面貌,但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其书写样式已经相对稳定了。

钟繇《戎路帖》局部

  唐代是书法艺术大放异彩的时代,不但楷书在唐代的成就达到了顶峰,行书成就同样十分巨大。唐太宗李世民以及其后的几位皇帝都喜好书法,特别是李世民,对王羲之的字更是酷爱,并把王羲之推上“书圣”的宝座,因此唐代的行书,在“二王”风格的统领之下,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太宗皇帝命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冯承素等人临摹《兰亭序》,怀仁和尚将王羲之的行书集成《集王羲之圣教序》, 还有不少传世的“二王”墨迹,也都是唐人的勾摹本,可见唐人对“二王”血脉的传承功不可没。唐代善行书的书家有很多,早期的有欧、虞、褚、薛,盛唐的李邕、颜真卿,唐末五代的杨凝式等,全都成就斐然。其中颜真卿被誉为王羲之之后的又一高峰,他的行书代表作《祭侄文稿》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

  宋代的行书成就也很高,书家们没有被唐人法度所束缚,而是另辟蹊径,提出“尚意”的学书理念,代表人物是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四大家。其中苏轼有著名的《黄州寒食诗帖》传世,被世人誉为“天下第三行书”。除四家以外,宋徽宗赵佶、高宗赵构也是行书大家。文人中的欧阳修、王安石、李建中、陆游、朱熹、文同、姜白石、米友仁、吴琚等,也都擅长行书。

  元、明、清三代的行书成就总的来说不如前代。元代的代表人物是赵 ,他提出“复古”的口号,认为宋人对唐人的法度破坏太甚,应当宗法晋唐。赵 天资聪颖,用 功又勤,在书法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与他同时代的鲜于枢、康里巎巎,也是擅长行书的高手。明代书家也不乏善行书者,早中期比较著名的有祝允明、文征明、董其昌、徐渭等,晚期有王铎、傅山、黄道周、倪元璐、张瑞图等,晚期的书风有很大的改变,书家个性比较张扬。清代书法的最高成就在篆书、隶书上,行书成就相对来说不大。碑学兴起之后,书家们尝试把写“碑”的笔法融入到行书当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面貌,清代擅长行书的书家有刘墉、王文治、郑燮、杨守敬、何绍基、沈曾植、吴昌硕、康有为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