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笔的历史

一、先秦时期

  在几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会在一些陶器上用笔描绘花纹。从仰韶文化遗址中发掘出土的许多彩绘陶器上的动物图案和几何纹饰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用笔描画的痕迹。据《甲骨学商史编》记载,从殷墟出土的甲骨上有书写好的未刻的文字,这些文字都有施朱涂墨的痕迹,经专家考证它们确实由笔书写。

  在商代甲骨文中会有相当多的“聿”字。“聿”字是“笔”的本字,它的形状描摹的是手握笔的样子。由此可见,远在商代就已经有笔了。根据考古发掘的成果来看,大致可以认为笔的出现最晚也是在殷商时期,也就是所谓“竹挺笔”的出现。“竹挺笔”可以看作是毛笔的雏形,是将细竹子竹尖部捶砸出丝,然后用来书写。一直到了春秋时期,这种笔依然用于在竹简上书写。

甲骨文中的“聿”字

长沙战国墓出土毛笔

长沙左家公山战国墓出土毛笔

  毛笔在春秋战国之际有了较大的发展,现今考古发现最早的毛笔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1954年,在长沙战国墓葬中出土了一支毛笔,笔杆系竹制,笔头是用兔箭毛包扎在竹杆外围、裹以麻丝、涂以漆汁制成,笔锋尖细,笔头长约2.5厘米,直径约0.4厘米。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毛笔实物,有很重要的历史价值,让我们直观地了解了古代早期的毛笔形制。就其制造工艺来看,技术尚未成熟,笔头因为捆扎不紧,易脱落;而且笔锋虚软,不宜发力;笔毫短,不能书写较大的字。而1974年,在长沙左家公山战国墓出土的一支毛笔就有很大改进。这支笔的笔杆一端被劈分成数片,笔毫则被夹在其中,然后再用丝线勒紧。这是制笔技术的一次重要突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从技术上解决了笔头易脱落的弊端,标志着固定笔头技术的逐渐成熟。这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毛笔制作工艺已经开始成型。

二、秦代

  关于毛笔的发明,自古便有“蒙恬造笔”的传说,认为毛笔是秦代将军蒙恬发明的。晋代张华的《博物志》上就有“蒙恬造笔”的记载,南朝周兴嗣的《千字文》中也有“恬笔伦纸”之说,明代屠龙在《笔墨纸砚笺·笔笺》中也写道:“古者蒙恬创笔。”虽然我们现在可以从考古研究以及文物出土情况断定蒙恬并非创笔始祖,但为什么许多古人都将蒙恬视为制笔的始祖呢?其主要原因是秦代的毛笔从制作到使用都有了一定的水平和规模,而在这个大一统的时代,蒙恬对制笔技术做了一定改良,于是“蒙恬造笔”由此而来。

  说到命名,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记载:“所以书也,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又记有,“秦谓之笔,从聿,从竹。”由此可知,春秋战国时期,不同地区的人对笔的称呼并不相同。但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实行“车同轨,书同文”等一系列政策, 在这个大背景之下,“笔”的名称便统一以秦的叫法而确定下来。

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毛笔

  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一座秦墓中,出土了三支毛笔。笔杆竹质,上端尖,下端较粗,如同古代簪子的形状一般。由这三支毛笔可看出,秦代固定笔毫的方法是在竹管的前端凿个孔,将笔毫插入孔中。固定笔毫的方法由夹在杆中到嵌入空腔,这无疑又是制笔工艺一次重大的突破,并且利用空腔的这种方法一直沿用至
今。此外,一同出土的还有用细竹管做成的笔套保护毛笔。笔套中部镂空以方便取笔,笔套的外面涂有黑底朱色条纹漆, 简约大方。这三支笔是与“蒙恬造笔”的传说处在相同时代的,虽然毛笔并非蒙恬所造, 但秦代确是制笔工艺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制笔工艺已经基本形成完整体系,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已经有很大的进步,并对后世影响深远。

三、两汉时期

  随着汉代经济文化的繁荣,隶书趋于成熟,汉碑兴起,造纸术出现,这些都推动了造笔工艺的进一步发展。从出土文物来看,汉代毛笔制作沿袭了秦代旧法,一种是将笔杆一端劈成数片夹住笔毫,另一种是将笔毫嵌入空心笔杆之中。1927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内蒙古额济纳河边发掘出土一支西汉毛笔,由于发现地在汉代被称为居延泽,于是称此笔为“居延笔”。这支毛笔便是沿用战国时期的旧法,将笔毫夹进小片里,再用细麻扎紧,如若笔头用坏,则将所扎细麻解开,抽出旧毫另换新毫捆扎,这种做法便是古人常说的“退笔”。1985年,在江苏连云港汉墓中出土的一支毛笔,笔毫全长约4.1厘米,但有约2厘米嵌入笔杆内。将笔毫的一半嵌入笔杆中,也是汉代制笔的一大特点,使笔锋变短, 增加笔的弹性。这一时期,毛笔的笔毫材质也有所改变,在甘肃省武威县东汉墓葬中出土的一支笔杆上刻有“白马作”的毛笔,其黄褐色副毛就是狼毫。这说明汉代制笔不仅开创了在笔杆上刻字的先例,在选材上也有了突破,不仅限于兔毛、羊毛,还采用了狼毛、鹿毛、狸毛等。采用软硬不同的两种兽毛相互搭配,使笔的特性更加丰富,或刚或柔,刚柔兼济,满足了不同书写者的需要,这便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兼毫笔”。

  在汉朝逐渐开始重视笔杆的质地和装饰,特别是最高统治者所使用的毛笔,装饰更加考究,晋代葛洪在《西京杂记》中记载:“天子所用笔,管则饰以错宝,毛皆以秋兔之毫,杂宝为匣,厕以玉璧翠羽,皆值百金。”清代乾隆年间的唐秉钧在《文房肆考图说》中也说:“汉制笔,雕以黄金,饰以和璧,缀以隋珠,文以翡翠。管非文犀, 必以象牙,极为华丽矣。”这种对笔杆质地和装饰的追求一直影响深远,在清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这一时期,还流行着一种特殊的毛笔,这种笔的笔杆长约20 厘米,刻有制作工匠的姓名,一端尖,一端较粗。从史料中我们可以得知,汉制二品以上的文官上朝,都要在束发中簪上这样一支没有使用过的毛笔,当时把这种崭新的毛笔称为“白笔”。从形质来看,这种做法要追溯到秦代,沈约在《宋书》中写道:“……有事则书之,故常簪笔,今之白笔,是其遗象。”“白马作”毛笔出土时就是在墓主头部左侧。这种毛笔在当时深受文人墨客的喜爱,以至被作为冠饰佩戴。

  随着制笔工艺的不断进步,这一时期出现了专论毛笔制作的著述,如东汉蔡邕所著的《笔赋》,这是中国制笔史上的第一部专著,书中对毛笔的选料、制作、功能等做了评述,结束了汉代以前无文字评述的历史。

白马作毛笔图

四、六朝时期

  六朝时期,真、草、行等书体的相继盛行和造纸技术的发展对毛笔影响较大。由于竹简使用的诸多弊端,使其在六朝时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毛笔制作工艺便相应做了许多调整与改善,以适应新的书写材料。当时不少书家也参与制笔,从而推动了制笔工艺的发展。

  魏晋时期盛行的制笔方法叫作“披柱法”。韦诞在《笔方》中说道:“桀者居前,毳者居后。强者为刃,愞者为辅。参之以麻,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泽以海藻。”从中可知,“披柱法”是用优质的毛为笔柱,参入少量的麻得以辅助,从而达到使毛笔坚挺聚合的效果,更加便于书写,不易开叉,表现线条更加丰富。东晋时期,宣州的陈氏所制之笔十分受推崇,王羲之就曾写过《求笔帖》向陈氏索笔。这种书法家对毛笔的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制笔工艺的进步。另外,由于士族生活腐化,笔杆的质地和装饰出现了名贵化倾向。这一时期不同品行、地位的人所用之笔的笔杆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异:忠孝两全者,所用之笔为金制;德行清粹者,所用之笔为银制;文章华丽者,所用之笔为斑竹。不仅于此,象牙、犀角、玉石等也常常用于制笔,有的还经过精细地雕琢。王羲之曾在《笔经》中对这一现象给予批评,主张笔杆必须轻便,反对汉代以来对笔杆的过度装饰现象。此外,魏晋时期人们是跪坐在矮几案前悬肘书写,这一时期的毛笔笔杆相对变短,笔毫的弹性也有所加强,因此,东晋时期鼠须笔、紫毫笔得到当时文人的热爱。“书圣”王羲之就是使用鼠须笔创作出了一件件不朽的书法作品。

  在这一时期,还有一种较为特殊的毛笔——“胎发笔”。顾名思义,就是选用初生小孩的胎发做出的毛笔,相比成人平而不尖的发质,初生小孩的毛发末端尖锐,所以做出的毛笔既好用又显得十分珍贵。

  到了南朝,由于南齐武帝萧赜反对从发髻上取毛笔,所以在汉代盛行的“簪白笔”的风气渐渐消失,从而笔杆也相应变短,笔杆末端也不再削尖。

五、唐代

  唐代是毛笔繁荣发展的主要时期。国家统一,经济发达、文化繁荣,这都为文房用具的快速发展提供了物质文化基础。此时出现了第一个专业的制笔中心——安徽宣城及江苏溧水一带,宣州所产之笔就是著名的“宣笔”,其无论在制作技术还是选用材料上都日趋完善。当时,宣笔因为是“贡品”而被视为笔中极品,不少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非宣笔不用。欧阳修、苏东坡等人都对宣笔有极高的评价,著名诗人白居易也曾写诗赞美宣笔。

  唐代所制毛笔大都笔头较短、劲健刚硬,最为流行的是笔峰短小犀利,形似雄鸡后爪的“鸡距笔”。而晚唐柳公权却不爱用短锋的鸡距笔,他认为毛笔的笔锋应该稍长一些,笔杆要细,这样才方便书写。于是, 为满足不同书家的需求,制笔工人制出了“长锋笔”,这对后来出现的散卓笔的形制影响较大。这种笔的优点在于锋长并且柔软,储墨量较大,适合行、草书的挥洒。长锋笔的出现,丰富了毛笔的表现形式,成就了以张旭、怀素为首的草书大家,也带来了唐宋潇洒率真的书法新风。

六、宋元时期

  宋代是中国经济、文化极为发达的时代,毛笔的制作工艺也有较大进步,对于毛笔的著述也主要从此开始。

  北宋时宣州仍是制笔业的中心,但紫毫笔毕竟稀有贵重,于是狼毫等相对廉价的毛笔开始逐渐占据相当的市场。随着高桌椅的出现,人们的书写习惯也随之改变,这样的背景下,鸡距笔逐渐式微,并出现了一种新式毛笔——散卓笔。其软熟、散毫、虚锋的特点更加符合当时人们的书写要求。散卓笔的笔毫由一种或两种兽毛散扎而成,软硬适中,笔毫总长约一寸半,然而有一寸是藏于笔杆空腔中,使这种笔根基牢固,耐用,书写流畅。此后,毛笔的制作工艺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散卓笔

  南宋迁都临安,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随之逐步南移。与宣州接壤的湖州聚集了众多宣州技艺精湛的笔工,加之上好毛料在此处易得,此地制笔业从此大兴。散卓笔在之后也正式成为毛笔的主流。

  元代,中国制笔业的中心开始从宣州逐渐转移到了湖州,在此后的数百年,湖笔成为毛笔的第一大宗。由于笔工多为宣州移民,故而制笔之法也多沿袭前代宣笔,以紫毫笔和兼毫笔为主。狼毫笔被普遍接受是元代毛笔发展史的又一重要特征。狼毫笔软硬适中,不仅仅用于书法,也被广泛用于绘画。狼毫笔的优势在于其出锋比兔毫长,笔的形制也更大,很好地适应了元人在书法和绘画上的双重要求。此外,其他动物的毛料在元代也有较多的使用。

七、明清时期

  明代毛笔在前期和后期表现出的差异较大。前期仍旧延续了元代毛笔的特征,笔毫的种类和形制十分丰富,紫毫、狼毫等短小的硬豪笔仍是主流。到了明代后期,建筑空间的增高使得书法形式发生了新的变化,更能与建筑空间相合的大幅立轴为人们所喜爱。大尺幅的作品所带来的结果是字形的放大,字形的放大又要求毛笔的形制要更大更长,于是, 更加适应大字书写的斗笔和揸笔出现。狼毫、兔毫等短小的毛料显然已经不适合做这种笔的笔毫,人们便开始使用猪鬃、马鬃等长而硬的毛料制作这些大型笔。这种斗笔和揸笔至今仍是人们书写大字的绝佳选择。另外,明代初期的广东学者陈献章用植物纤维制作的茅龙笔独树一帜,当时蜚声全国、影响深远。

  明代毛笔不但注重其实用性,在外观上也十分讲究。无论是笔锋形状还是笔杆制作都有了新的发展。那时的毛笔往往外观华美、精致非常,紫檀木、花梨木、象牙等贵重材料被用来制作笔杆,笔头的捆扎也呈现出竹笋状、葫芦状等各种样式,甚至笔毫的颜色搭配也十分雅致。重视毛笔的质地和外部装饰是明代制笔的一大特征,这种对于汉代的复古使毛笔不单单作为实用的书写工具为人们所使用,其本身的艺术价值也在逐渐凸显。

  清代毛笔继承了明代毛笔对于艺术气质的追求,外观更加精美,笔杆上的雕花和纹饰说明毛笔已经成为了独具美感的艺术品。

  清代毛笔最突出的特点是长锋羊毫的大量使用。羊毫笔作为廉价的书写工具曾是底层民众的“专属”,但在清代,文人、书家也开始大量使用羊毫。羊毫的特点是柔软、毛长,柔软则变化多,毛长则可做大。羊毫的兴起与清代篆隶复兴和碑学兴盛关系密切,朴茂苍茫的篆隶北碑更适宜在生宣纸上书写,生宣纸吸墨能力强,这便需要毛笔具 有较大的储墨量,长锋羊毫笔恰恰满足这一条件;再加上苍茫的碑体书法对线条质感的要求和适宜书写大字的现实条件,长锋羊毫成为了这种环境下书家的不二选择。此外,价格低廉也是羊毫兴起的又一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