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学先声——阮元

  清代乾嘉之际,学书者所取法的各种法帖,由于反复摹刻,早已失去本来面目。加以馆阁体盛行,书风单调,无多生趣,“帖学”已呈衰微之象。而另一方面,金石文字日益受到重视,金石之学日益兴旺, 与帖学相对的碑学也悄然而起,但是还没有人打起碑学的旗号来阐释书法史和打破帖学一统的局面。这时候,以研究金石碑版考证之学著名的阮元,以其学术的敏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并撰写了《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鲜明地揭示了书法史上的这一现象。

  阮元(1764 —1849 )字伯元,号芸台、雷塘庵主,晚号怡性老人。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先后任礼部、兵部、户部、工部侍郎,山东、浙江学政,浙江、江西、河南巡抚及漕运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等职。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体仁阁大学士,太傅,谥号文达。他在经史、数学、天算、舆地、编纂、金石、校勘等方面都有着非常高的造诣,被尊为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图92)

图92 阮元像

  阮元的书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两篇文章中。他根据大量的碑版资料和史书的记载,在《南北书派论》中指出自南北朝以来书法上一直存在着南北两派不同的书风。他说:

  盖由隶字变为正书、行草,其转移皆在汉末与魏晋之间。而正书、行草之分为南、北两派者,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也。南派由钟繇、卫瓘及王羲之、献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钟繇、卫瓘、索靖及崔悦、卢谌、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等,以至欧阳询、褚遂良。

  由此可见,阮元认为南北两派都始于三国和西晋的钟繇、卫瓘。东晋永嘉南渡之后, 王羲之一门书风流行于南朝,“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即用于奏章书翰,偏于日常书写之用。北派则由索靖及崔、卢大族恪守钟、卫,盛行于北朝,“北朝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于是进一步指出:

  两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不相通习。至唐初,太宗独善王羲之书,虞世南最为亲近, 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矣。然此时王派虽显,缣楮无多,世间所习犹为北派。赵宋阁帖盛行,不重中原碑版,于是北派遂微矣。

  阮元第一个明确地将书法分为碑、帖两类,这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且他的南北书派观,可以被视为地域书风理论创立的标志。地域书风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一直存在,可是之前并没有人提出系统理论。

  清代中期以前的隶书创作已经渐渐成为气候,他们开始师法名家,到后来直接师法无名氏汉碑,而阮元则正式为汉碑确立地位,在《北碑南帖论》中有言:“当年风尚,若曰不善隶,是不成书家矣。”

  阮元确立了汉碑地位,继而倡导北碑,开碑学风气之先。当时世人师法汉碑风气已经大盛,而师法北碑也已经初露端倪,阮元则第一个扛起北碑理论大旗,为师法北碑寻找理论依据。

  阮元并不一味反对帖学,也不狭义地拘于碑学,而把犹有古意的欧、褚之书置于碑学之内,这正是他开放和稳重的地方。他在《北碑南帖论》中说:

  帖者始于卷帛之署书,后世凡一缣半纸,珍藏墨迹,皆归之帖。今阁帖如钟、王、谢诸书,皆帖也,非碑也。且以南朝敕禁刻碑之事,是以碑碣绝少,惟帖是尚。字全变为真、行、草书,无复隶古遗意……东晋民间墓砖,多出陶匠之手,而字迹尚与篆、隶相近,与兰亭迥殊,非持风流者所能变也。

  同时他又说:

  北朝碑字,破体太多,特因字杂分隶,兵戈之间,无人讲习,遂致六书混淆,响壁虚造。北朝族望质朴, 不尚风流,拘守旧法,罕肯通变,惟是遭时离乱,体格猥拙……破体太多,宜为颜之推、江式等所纠正。

  这是对碑的批判。并且他承认:

  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是故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

  可见他的碑帖长短论,说得非常开明。

图93-1 阮元 行书《题画诗》 故宫博物院藏

  阮元在这两篇文章里的观点虽不尽正确,在那个特定的时期,确有廓清颓风、令人猛醒的作用,这不是复古, 而是以古为新。由于阮元的号召力量和人们对书法颓风的厌倦,这一呼吁得到广泛的响应。此后篆隶书的兴起,楷书学习碑版的风行,使书坛面貌一变,由柔弱刻板趋向刚健清新,这与阮元的提倡大有关系。这一理论的确立,直到今天都有警醒和指导意义,其功终不可没。

  阮元本人的书法实践有其书法理论的支撑,气格亦自不凡。他专心于金石碑版,书法醇雅清古,不求工而自工。他的隶书师法《石门颂》,兼学《乙瑛碑》《天发神谶碑》,结体扁平整肃,波磔俯仰明显,横画的末笔出挑欲飞,极华饰之美,用笔沉着端正,雍容大度中透出秀丽之姿。行楷亦多北碑遗意,天骨开张,神峻气爽。行草则具帖派平正之趣。(图93)

图93-2 阮元 隶书八言联 山西省博物院藏